2026年县市长选举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关于2028年选举的布局势必会迅速升温。早在2018年，朱立伦卸任新北市长时便已明确表示参与2020年选举，提前对局势进行布局在国民党内部并不罕见。目前，党内普遍存有危机意识，如果赖清德继续执政且两岸关系持续恶化，2028年或会被视作关键时刻，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最后的机会”，未来的2032年是否能够保持同样的政治空间也令人怀疑。尽管这种说法是基于情境推演，但也明确指出，2028年的准备工作不会等到投票临近时才开始。虽然四位候选人都有各自优势，但选举从来不是单一条件的较量。民调、组织、职位、路线以及提名机制中的任何一个缺陷，都可能改变竞争的格局。

卢秀燕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卸任后能够保留多少政治资本。至她任期结束时，她将完成八年的台中市长任期，这无疑是重要的资历，却并不意味着她会自动成为2028年的候选人。相较之下，蒋万安在泛蓝阵营内具备一定的吸引力，而韩国瑜在国民党支持者中的影响力同样稳定。然而，卢秀燕一旦离开市长职位，缺乏现职带来的资源和曝光率，能否持续保持号召力将成为她未来最大的挑战。

蒋万安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到2028年他仍然在台北市长任内，那么现职对他既是资本也可能成为束缚。作为市长参与更高级别的选举时，必然会被质疑如何处理任期责任。因此，蒋万安越早进入2028年的讨论，这个问题越难以回避，他必须证明自己能从市长职位中获得的政治优势可以克服担任职务参选时可能引发的质疑。

韩国瑜面临着另一道门槛。他之前已代表国民党参加过一次领导人选举，如果在2028年再次出征，首先要解答的便是为何值得再给他一次机会。除非党内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他才可能接到“临危受命”的机会。但国民党内部并非只有韩国瑜，赵少康、朱立伦等资深人物也拥有各自的政治基础，这意味着韩国瑜不能仅靠知名度等待提名自动降临。

到选举提名阶段，谁能影响组织和提名规则，通常比声量更为重要。如果卢秀燕能够接掌党务，便有机会将地方执政资源延展开，助力党内组织和2028的提名。但她未按此路径前进，也没有通过代理人来掌控党务。此外，蒋万安还需面对历史遗留的问题。朱立伦、韩国瑜及侯友宜皆曾通过六都市长身份参与领导人选举，但最终未能成功。这些历史结果不能直接解释蒋万安也将失败，但如果选择同样的路径，过去的失败必然会被用来比较。

韩国瑜的问题则延伸至如何将个人声量转换为组织支持。虽然他目前在立法机构担任负责人，其政治能见度并不低，但职位并不意味着他真正掌握国民党基层和党团的力量。若他再次争于2028，需将个人支持转化为更稳固的党内支持，否则到提名阶段，个人人气与组织之间的落差将被放大。

回到蒋万安，他的家族背景也是一层变量。他作为蒋家的第四代，可能在台北带来较高的辨识度，有助于凝聚部分蓝营选民，但在南台湾效果则未必理想，甚至可能成为负担。届时，民众是否愿意接受第三位姓蒋的领导人将成为新的讨论。此外，蒋万安必须解决如何从市长过渡到全台选举的问题，确保台北的优势能否跨区域复制。

韩国瑜在2026年同样无法回避对成绩的考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日投票。外界质疑他在地方选举中的辅选表现，观察他是否能扩大辅选以积累成绩。如果此次无法形成明显的党内贡献，届时争取提名时面临的政治资本将较为缺乏。虽然过去的声量仍能维持一定存在感，但党内的实际考量则是近期内谁真正出力带来成效。

综合几位候选人的情况，侯友宜在2024年的经历更能解释为何2028年的布局需尽早进行。侯友宜直到2023年5月才正式被国民党征召，后续需处理的党内整合与合作问题也受到外界质疑，认为他的前期态度不够明确，压缩了整合的时间。这一经验对2028年具有直接借鉴意义：若候选人在局势未完全明朗之前一直等待，可能得到的机会并非最佳，而是他人早已整合好组织、路线与支持力量。

郑丽文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显而易见，她持续强调“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提出“两岸同属一中”的论述，与马英九时期国民党的两岸路线显著契合。过去十年，该路线在岛内引发了不少争议与批评。若到2028年中美关系、美国社会舆论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可能使两岸交流路线重新获得更多政治空间。至于“台独不再受欢迎”、“支持两岸交流会成为主流”等看法，目前还只能视为未来的可能情境，而不能视为已定的民意。